人口膨脹、空間緊張、環境惡化……眾多超大城市正遭遇極速城市化擴張帶來的“大城市病”。荷蘭國際港口鹿特丹市區的大部分區域海拔低于海平面約1米，作為歷史悠久的現代都市，該市以“實驗性都市”的姿態主動適配社會經濟變革，通過系統性規劃與創新設計突破發展困局。
作為歐洲第一大港，鹿特丹的優勢與挑戰同樣突出。高度工業化的經濟結構造就繁榮的同時，產生了沉重的污染與排放壓力；極高的移民比例塑造了開放包容的城市文化，也給社會融合帶來嚴峻考驗；持續增長的人口，讓本就緊張的城市空間更顯局促。而這些棘手難題，恰恰激發了鹿特丹的城市創造力，使其將生存壓力轉化為轉型動力，摸索出一系列令人矚目的解決方案。
擴容安居——住房與城市更新 在鹿特丹，一場持續半個世紀的“城市再生實驗”，為深陷人口膨脹與空間緊張困局的大都市，提供了兼具韌性與溫度的答案。
這里沒有大拆大建，而是以“針灸式”的精準更新實現社區復蘇與擴容。自20世紀70年代起，鹿特丹啟動“為社區建造”計劃：政府回購私有老舊住宅，轉化為非營利住房協會管理的保障性住房，并牢牢掌控土地所有權。這一舉措不僅有效遏制了地產投機，更讓數萬低收入家庭得以留在熟悉的街巷，在租金可控、鄰里依舊的環境中實現“留人留根”的有機更新。
鹿特丹街區 王昕然攝/光明圖片
鹿特丹將城市“死角”轉化為活力“引擎”的創造力也同樣令人驚嘆。曾經機器轟鳴、船舶如織的港口與工業區，隨著產業轉型逐漸沉寂，被鹿特丹人視作城市再生的珍貴空間資源。默茲河畔的M4H港區便是轉型典范，昔日廢棄的碼頭倉庫如今變為創意辦公集群與小型造船工坊；凱爾海文片區建起與潮汐共生的景觀公園，水位隨自然韻律漲落，成為市民親水、休閑、踐行生態理念的獨特場所。更具溫度的是，一片曾經堆滿集裝箱的土地上，“鹿特丹食物花園”社區農場悄然興起，市民親手種植蔬菜，既滋養了社區，也重建了人與人、人與土地的情感聯結。這些項目并非孤立的景觀改造，而是系統性的城市功能重組，辦公、制造、生態、農業、居住被精巧編織進同一空間畫卷，實現了土地高效復合利用，有效緩解了中心城區的人口與空間壓力。
鹿特丹的空間擴容始終與社會結構加固緊密同步。市政府在每個更新片區設立“社區辦公室”，賦予居民實實在在的規劃決策權，專業人士與普通市民同桌議事，政府代表甚至比居民代表少一席——這一制度設計確保更新計劃真正響應社區需求。此外，針對移民家庭和失業者的語言培訓、職業技能課程，以及對轄區內近9000家小微企業的精準扶持，共同構成了城市更新的“軟件基石”，讓更新不止于筑屋修路，更在于賦能于人、振興社區經濟。
鹿特丹數十年的實踐證明，對抗“空間緊張”并非只有向外擴張一條路。通過向內挖掘存量空間、推動土地功能混合、堅守住房保障底線、激活社區自治力量，城市能夠在不犧牲社會公平與歷史文脈的前提下，實現有溫度的“擴容”與“安居”。
暢行減排——交通與出行轉型 面對氣候變化、交通擁堵和城市空間再分配的挑戰，鹿特丹將“自行車第一”從口號轉化為貫穿城市結構的現實。這一轉變并非一蹴而就——現代主義城市布局、寬闊的道路及戰后汽車導向的城市重建歷史，都曾是轉型阻礙，但也正因如此，其系統經驗更具借鑒價值。
鹿特丹規劃者深知，要引導市民從四輪回歸兩輪，必須構建安全、連續且高效的騎行環境，核心策略是打造多層次、互聯互通的騎行網絡。針對長距離通勤，重點建設連接市中心與周邊衛星城的自行車高速路，提供筆直、平坦且與機動車流分離的專屬路權，配合全天候照明與維護，使騎行成為比汽車更可靠的通勤選擇；在城內，對“西運河”等主要道路進行“路權再分配”，通過壓縮機動車道，為雙向保護的自行車道騰出空間，以阻車柱明確自行車優先的政策信號；在居住區推行“生活化街道”設計，抬升路面、設置彎道，讓自行車與行人在共享空間中擁有絕對優先權，營造安全寧靜的社區環境。
鹿特丹的騎行者。王昕然攝/光明圖片
這一龐大騎行網絡通過與公共交通無縫銜接發揮最大效能。鹿特丹中央火車站區域配備了可容納超過5000輛車的全球最大室內自行車停車場之一，結合覆蓋全國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，讓市民能輕松實現“火車+自行車”的門到門出行，極大擴展了綠色出行的輻射范圍。
除硬件投入外，鹿特丹還輔以堅定的政策引導。通過縮減市中心停車位、提高停車收費、規劃低速限行區，將115條街道限速從50公里/小時降至30公里/小時；開辟自行車公園、增設自行車架，間接提升騎行吸引力；交通信號燈安裝在較低位置，避免騎行者頻繁抬頭；部分路口的智能交通信號燈會優先識別自行車隊并給予“綠燈波”，延長綠燈時間，有效提升騎行體驗。此外，市政府攜手鹿特丹自行車聯盟及50余個合作伙伴，培育社區自行車文化，通過鼓勵親子騎行上學、提供免費騎行課程、向低收入家庭贈送二手自行車等務實舉措，讓騎行更安全、更普及、更具吸引力，使其深植于城市日常生活。
鹿特丹自行車優先策略的本質，是一場深刻的城市空間權利再分配。它并非簡單排斥汽車，而是通過精細化規劃重新平衡不同交通方式的關系，不僅減少了碳排放與擁堵，還創造了更健康、更具活力且更公平的城市環境。
治水增綠——綠色與藍色基礎設施 更為獨特的是，這座低于海平面的“洼地之城”，自誕生起便與水抗爭。隨著城市發展和氣候變化，鹿特丹面臨海平面上升、極端降水和高溫熱浪等氣候挑戰，其創新性地將水資源管理、生態修復與公共空間提升深度融合，實踐出一系列系統性氣候適應策略，將危機轉化為城市再生的機遇。
作為水城，鹿特丹有著與水對抗和共存的悠久歷史，治理理念從過去的“堵水”（建設防洪堤、地下蓄水排水管網）逐漸發展為“彈性共存”的“海綿城市”智慧。在強化傳統水利工程的同時，鹿特丹積極推進“適應性建設”，其《氣候適應策略》設定目標：全面實現“氣候防護”，并通過“多層級安全策略”將洪水風險管理系統化。
2006至2007年，市政府提出“鹿特丹水城2035”官方政策計劃，試圖通過合理且可持續的方式利用水資源，提升城市吸引力，明確三項戰略目標：改善城市水系統基礎設施、提升城市公共空間質量、實施創新性水處理替代解決方案。隨著“水計劃”發布，鹿特丹以水處理為契機，通過安全管理策略改善城市景觀，鼓勵公民參與水資源管理，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。眾多景觀事務所和專業機構積極響應，德·瑞班斯滕事務所設計的本特姆水廣場，通過3個下沉式蓄水池實現1700立方米雨水調蓄能力，暴雨時可分流周邊區域40%的排水壓力，平日則作為社區活動中心，每年舉辦超200場公共活動，實現了基礎設施與社交功能的有機結合。在艾瑟爾蒙德等區域推廣適應性建筑，要求新建建筑底層標高超出歷史最高水位1.5米，鼓勵采用浮動建筑技術；同時推動市民參與綠色屋頂建設與維護，探索改造藍色屋頂，通過改良防水設計收集儲存雨水。在M4H港口更新區，舊倉庫被改造為配備綠色屋頂的創客空間，其雨水收集系統每年可回收利用約3000立方米非飲用水，用于創客空間運營和社區菜園生產，惠及更多人群。
生態網絡構建是鹿特丹提升氣候韌性的另一核心策略。通過“藍色走廊”計劃，修復12公里生態駁岸，種植蘆葦、香蒲等本土濕地植物，使魚類種群數量五年內增長25%，鳥類多樣性提升15%；城市林帶建設成效顯著，東南片區種植的5萬余棵喬木形成明顯“冷島效應”，夏季地表溫度降低3至5℃；夏季庭院區通過巷道綠化改造，植被覆蓋率從18%提升至41%。此外，市政府通過補貼推動30萬平方米綠色屋頂建設，達克公園項目將高架公路頂部轉化為2.5公里長的線性公園，每年吸收約1.6億升雨水，同時為市民提供社區農園和休閑步道。
“城市熱島效應”日益加劇，在市中心和老城區尤為明顯，成為鹿特丹迫切需要應對的氣候挑戰。為此，鹿特丹通過一系列景觀策略為城市降溫，核心舉措是系統性增加“涼爽場所”——面積超過200平方米、炎熱時體感溫度能維持在38℃以下的公共空間。市政府與迪弗科托景觀事務所共同繪制“涼爽場所地圖”與“距離地圖”，評估現有涼爽空間分布，識別距離居民區超過300米（即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標準）的服務盲區，重點關注市中心、老城區及部分新建社區。為實現降溫目標，鹿特丹采用綜合性景觀干預方案：增種樹木和設置遮陽篷提供蔭涼；利用噴泉與植被增強蒸發冷卻效應；采用淺色鋪裝及增加綠化減少地表熱量吸收；結合水體景觀直接降溫；增設街道家具、提升步行空間品質，激活未被充分利用的區域。這些措施被整合進覆蓋全市38個街區的“涼爽公共空間機會地圖”，將降溫策略與城市更新項目緊密結合，優先改善服務不足的區域。
共同創造——政策與社會融合 作為歐洲最具文化多樣性的港口城市，鹿特丹長期面臨移民眾多、社區割裂等典型“大城市病”挑戰。為緩解日益加深的社會隔閡，這座城市積極探索以公共空間為載體的社會融合路徑，摒棄單一“自上而下”的規劃模式，轉向“共同創造”，讓居民成為重塑城市空間的主體。
馬斯河畔舊港區的“鹿特丹食物花園”社區農場，正悄然改變著城市的社會肌理。這片由市民親手打理的土地上，聚集了退休教師、康復中的青年、企業白領以及領取食物救濟的市民，他們并肩勞作，在播種與收獲之間，打破了現代都市中無形的社會壁壘。
這一項目集中體現了鹿特丹的治理智慧。市政府將廢棄港口的臨時使用權賦予社區，專業設計團隊通過環形種植床、共享工具房等精細化設計，讓這片土地不僅產出有機蔬菜，更孕育出珍貴的社會資本。正如項目經理范德伯格所言：“我們種下的不只是蔬菜，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連接。”
社會農業的創新之處，在于其參與式設計對空間社會屬性的充分挖掘。LOLA景觀事務所的規劃中，每塊菜畦都兼顧生態功能與社交屬性：三條標準化種植帶降低參與門檻，環形路徑自然引導人們在行走中交談。這些設計巧思，讓不同背景的市民在協作中拉近距離。“在這里，我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覺。”曾患抑郁癥的斯文在農場康復后選擇留下擔任協調員；志愿者勞拉也感慨：“從大學生到退休老人，種植讓我們結緣，成為周末相約的摯友。”
市政支持同樣展現出遠見卓識。彈性土地租賃政策既保障項目可持續運營，又規避了地產開發可能引發的“紳士化危機”。區域發展專員范赫爾特強調：“我們追求的不僅是城市綠化，更是社會結構的活化。”更富創新性的是資源循環模式的構建：附近企業員工午休時前來勞作，公司送來廚余垃圾堆肥，農場產出的蔬菜則回饋社區食物銀行。這一閉環不僅實現了物質循環，更建立起跨越社會層級的互助網絡。埃拉斯姆斯大學社會學教授德容評價道：“食物花園讓公共空間真正成為社會融合的孵化器。當不同群眾在陽光下共同收獲土豆時，那種打破偏見的真實接觸，比任何社會宣傳都更具說服力。”
在這里，公共空間不再是政府單方面提供的設施，而是通過政策賦能、專業引導與社區活力的多重協同，成為居民編織社會紐帶、重塑城市生活的舞臺。
鹿特丹的探索實踐，為全球飽受“大城市病”困擾的大都市提供了寶貴借鑒。鹿特丹的城市與社會實踐表明，緩解“大城市病”不僅是一套城市更新的技術方案，更是一種城市治理的哲學——城市終歸是為“人”而建。鹿特丹的探索彰顯了規劃、設計與政策合力的價值，唯有讓每一位居民都能安居、樂業、參與、共生，城市才能真正跳出“膨脹－緊張”的惡性循環，走向可持續的未來。
來源：光明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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